习近平向2017年广州《财富》全球论坛致贺信


 发布时间:2020-10-27 10:56:14

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的不同时期,也都或多或少地出现过与大气质量相关的污染现象,这可以看成是工业化、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必然。其次,我们也需要认识到,比起追求财富,我们不加节制地享受财富同样让雾霾现象愈演愈烈,而且可能更是主要原因。现代化大都市的居民生活方式,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

人们后来对那位母亲的救助,并非出于爱心,而是出于对那个“迫害者”的仇恨。这类情绪的蔓延,见证着社会的被撕裂,多数人站在一个被欺凌、被掠夺、被戏弄的受害者立场,去反抗那些他们想像中的“迫害者” ——官员和富人。贫富差距拉大和腐败横行,制造着社会阶层间的对立,这种对立将复杂的中国社会阶层变成了一对简单的仇恨:权贵与底层不可调和势不两立的冲突。这种矛盾无法回避,但我并不赞成用“仇官仇富”这样充满话语暴力和歧义的词去描述。

袁老在舆论中确实有着很崇高的道德形象。但袁老伟岸的道德形象,远非表现在生活简朴方面。作为一个以科学致富的富翁,他对这个社会最大的道德贡献在于,他的科研成果养活了无数中国人,解决全球许多人的吃饭问题;他富起来后仍不忘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,热心投入许多慈善事业;他的财富都是阳光财富,每一分钱都是靠合法手段挣得。这些方面的每一种道德都足够赢得社会的尊重,足够给今天的许多人以触动,远不需要“15元衬衫”的衬托和彰显。

作为这家规模近千亿的农牧上市企业的新带头人,刘畅显得很平静,她很快投入角色,离蓉赴京,与新团队安排公司下一步的工作。由于刘畅具有海外留学经历,其对海外投资非常热衷,在新希望六和首次董事会上,“国际开放”即成为讨论的一大关键词。而在刘畅之前,上市川企中,海特高新李飚、新都化工宋睿、国栋建设王云露、升达林业江山等“创二代”已成为公司领头人。目前,12家四川上市公司接班人均已有眉目,除刘畅等5人外,其余接班人仍处于任职锻炼或神秘的状态。

对这样的“富人”,如何“拯救”呢?据悉,法国的“拯救富人”组织对富人是如此“拯救”的:到高档餐厅给富人发普通的棍子面包,提醒他们“花3欧元同样也能吃饱饭”;给曾声称“如果50岁还没有一只劳力士,那人生就算失败”的富豪,赠送价值7欧元的电子手表并使其不得不当场戴上;萨科齐总统的儿子去高档俱乐部用餐,被颁发“爸爸的儿子”证书,批评其靠父辈财富过奢侈生活。这样的情节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吗?也许这样的组织根本就没有办法成立,即便成立了也没办法亲临富贵者的消费现场。即便可以到现场,以中国富人之普遍的心高气傲,有几个肯接受这样的骚扰?可以说,种种障碍的存在,使得成立“拯救”、“教育”富人的组织,在当下之中国还是一种难以完成的任务。而这些差异的存在,使得中国人对于看不惯的富人,宁“仇”而不“救”,或只能“仇”而不能“救”。(郭之纯)。

(声明:刊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稿件务经书面授权)财富中国一个繁荣的、物质财富充裕的中国,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者和开国者们的理想和追求。透过60年的历史跨度,中国人民获得财富、失去财富、恐惧财富、追求财富和拥有财富的历史,我们看到,任何个人的财富增长和变化,无不跟当时的经济制度紧密相关。财富积累的效率和合法性,有赖于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安排。财富对于中国人民是个纠缠着复杂情感的词汇。60年来,“姓社、姓资”的讨论、个人与集体的矛盾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分歧,曾长期困扰着中国人的“财富道路”。

数据表明,十年来,美国富豪的慈善捐赠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,其中世界首富比尔·盖茨一人,就捐赠了466亿美元。世界第二富豪、“股神”巴菲特也捐出了85%以上的个人财富,共计370亿美元。反观中国,中华慈善总会所获捐赠中,来自内地富豪的尚不到15%。当然,中国富豪捐赠少,也有制度等方面的原因。但钢铁大王卡耐基说过的一句话,“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”,仍应让众多的中国富豪们感到羞愧。其三,中国富豪在引人羡慕的同时,又一直让公众质疑和追问。这些年,有关“仇富”的话题时常被媒体提起。很多富豪成名后,公众首先不是钦佩其事业成功,而是疑惑其财富从何而来,发家致富过程中有多少见不得光的东西?金钱本身没有“原罪”,简单地“仇富”是没有道理的。然而最近一些年来,很多明星富豪的轰然陨落,已经让公众不敢再对富豪群体轻易表示信任。(李 清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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